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安乔拉和丈夫哈布时而有分歧，通常会找到折中的方式。而就在这个月，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源于尼日利亚教育委员会11月初宣布，停止在学校以母语教授学生的政策，改回使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
安乔拉一家生活在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心拉各斯，夫妻俩30多岁，都是该国第二大民族约鲁巴族人。自从孩子上小学，一家三口的交流模式显得有些奇怪，各说各的：安乔拉对丈夫和女儿说英语，但丈夫坚持对女儿说约鲁巴语（约鲁巴族的母语），而女儿则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
“很多时候，我在家像一个外人，因为不太会说约鲁巴语。”安乔拉说，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绝大多数场合都说英语，但是哈布坚持让孩子将约鲁巴语作为第一语言，他认为这关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
尼日利亚国民议会2022年通过《国家语言政策》，规定从幼儿教育到小学六年级使用本土语言教学，替代英语教学体制。当时，安乔拉勉强认可丈夫和孩子只用约鲁巴语对话。
尼日利亚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新任教育部长阿劳萨叫停了母语教学政策。正合安乔拉心意，她希望女儿自此不用特意花时间学约鲁巴语，集中精力提高英语成绩，却遭到丈夫反对。“我抱怨他不切实际，他指责我仍然活在殖民意识形态里。”安乔拉说，矛盾尚未化解。这或许是尼日利亚国内围绕母语与英语争议的一个缩影。
展开剩余91%尼日利亚伊巴丹，优秀道德学校的学生们在教室黑板上回答问题。
尼日利亚文学学院院长、语言学家安德鲁·哈鲁纳（Andrew Haruna）11月14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取消国家语言政策的决定。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尼日利亚是非洲语言最复杂的地域之一。当一个国家在制度上切断教育与本土语言的联系，它就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信息——本土语言不适用于智力活动，尼日利亚身份从属于全球标准。他强调：“身份侵蚀是一个真实的风险”。
围绕英语教育，全球许多国家正试图调整政策，方向不一。印度总理莫迪近日誓言扫清英语教育殖民遗毒，更支持印度本土语言发展。而越南政府11月宣布一项全国性计划，未来5年内越南所有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必须让儿童接触英语。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人口第一大国，作为拥有250多个民族和超过500种语言的国家，丰富的语言多样性进一步放大了本土语言和英语教育之争，这不仅关系到身份概念，还关系到一系列问题。
用母语学得更好？用英语考得更好？
西非约鲁巴人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族群，这在哈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邮件等工作文件中都用带声调符号的约鲁巴语写自己的名字，社交场合爱说约鲁巴语的谚语，并乐于向其他民族人士解释其中的奥义。
相比之下，同为约鲁巴人的安乔拉截然不同，与其文化根源渐行渐远，主要源于家庭影响。她的父亲出生于尼日利亚独立于英国的一年后，随家庭离开偏远村庄去南部沿海地区求学，接受了殖民机构的精英教育，这赋予他事业、经济保障以及对西方知识体系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他将此信念传递给了下一代。
正如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在《心灵去殖民化》里所言，殖民者并非只是把欧洲语言“融入”非洲社会，而是将这些语言安置在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里，例如教育体系和政府结构中。通过这种方式，欧洲语言被置于更接近权力的位置。
在安乔拉的记忆中，小时候说英语居多，上的是国际学校，家中接入卫星电视可以接触到西方节目，加深了她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于是在家庭的支持下，她高中毕业后前往英国留学。
安乔拉在一众留学生中显得很自信，当其他同学因口音和听说问题苦恼时，她在这方面毫无障碍，还积极参加了社团组织，她是英语国际化教育的受益者。
安乔拉的女儿目前就读于一所公立小学，读一年级那年正值政府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学校通知家长，母语授课还在准备阶段，教材和专业老师并未到位，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模式进行教学。由于拉各斯人口密度高、民族混居，语言多样性极其丰富，少数民族的孩子不愿意学习主体民族语言，学校面临多民族语言教学的压力。
在尼日利亚没有某一种民族语言具有普遍性，豪萨－富拉尼族（占全国人口29%）、西部的约鲁巴族（21%）和东部的伊博族（18%）是主体民族，而像卡努里族、蒂夫族等少数民族无法容忍主体民族语言高高在上，因此，即使国家独立之后英语也一直发挥其通用语的职能，甚至被少数民族用作反抗主体民族的武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就修订了《国家教育政策》，承认小学教育中的母语教学，但是实施资金、教师短缺以及教材不足等问题，导致政策从未得到恰当实施。2022年，时任教育部长力推《国家语言政策》，称学生在用“自己的母语”学习时更容易理解概念，教学应不仅限于三大主体民族语言。由于全国各地的语言不一，学校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
现任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劳萨今年11月宣布，撤回《国家语言政策》，因为未取得预期效果，该国以母语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提升学习成果方面无效。他指出，西非考试委员会（WAEC）、国家考试委员会（NECO）以及联合招生与入学委员会（JAMB）的重要考试中，某些地区出现严重的大面积不及格，而这些地区正是过度采用母语教学的地方。
安乔拉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她认为，“英语是一种全球语言，也是考试语言，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尽早接触更好。本土语言可以靠家长自然地言传身教。”
对此，尼日利亚语言学家安德鲁·哈鲁纳不同意，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评估语言政策学习成果的最短周期是5至10年，而该国从2023年发布政策实施指南以来只花了约两年。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非洲联盟的研究都一致表明，儿童在能理解的语言中开始学习效果最佳。
尼日利亚文学学院院长安德鲁·哈鲁纳
然而，对于安乔拉这样的家庭而言，孩子成长在非传统的环境之中，英语、约鲁巴语同时输入，甚至还在社区中接触其他民族的不同语言。这种情况在拉各斯并不罕见，语言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被论证。
国家身份的锚点
“我不喜欢被称呼‘非洲人’，我是尼日利亚人。”在海外留学时，安乔拉感觉在外国人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但是，当问及尼日利亚人代表什么文化时，她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将这个问题抛给哈布，他认为 “尊重”和“勤奋”是尼日利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补充说，“勤奋更是约鲁巴人价值观之中的重要部分”。
拉各斯州立大学奥乔校区英语系讲师加纽·阿比索耶·班格博斯（Ganiu Abisoye Bamgbose）也是约鲁巴人，他告诉澎湃新闻：“耐心、毅力、善良和勤奋，这样的价值观都深深根植于约鲁巴族的语言之中”，大量谚语得以体现，比如“ise logun ise”，可以翻译为“劳动是摆脱贫困的良药”。他认为，虽然英语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谚语，但无法像本土语言那样完全反映尼日利亚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现实。
“国家身份是多层次的。” 安德鲁·哈鲁纳解释说，尼日利亚人通常具有不同层次的身份：族群身份、地区身份（北方、南方、尼日尔三角洲、中部地带）、国家公民身份（“尼日利亚人”），有时还有非洲大陆身份（非洲人/黑人）。语言是前两个层次的锚点，没有基础层面的语言支撑，国家层面的身份会变得抽象。
在与多名尼日利亚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可以从他们的表述中观察到很强的族群属性，甚至高于国家意识。不过，对于许多学龄儿童的家长而言，英语是高等教育和国际交流的工具，在他们眼中成为优先事项。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线工作者，班格博斯坦言，家长最支持以英语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因为英语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地位。许多人把英语视为社会相关性和向上流动的语言，希望孩子随时随地都能讲英语。
班格博斯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他在儿子的命名仪式上公开宣布这个男孩长大后要叫他“baba”而不是“daddy”时，大家应该叫他“Baba Damilola”，而不是“Daddy Dami”。（注：约鲁巴语中Baba = 父亲 / 老人 / 长者 / 先生（尊称），Damilola是约鲁巴族人名）“这在我家庭和工作圈里成了一个持续很久的笑话，一些人以戏谑的方式这么叫，另一些人则问：‘你不是英语老师吗？’”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一切立场与意义，也被用来塑造身份、构建意识形态。” 班格博斯坚持将母语作为家庭交流的唯一语言。
尼日利亚伊博奥拉，学生们在一所古兰经学校里接受教育。
非洲语言政策研究者李丹在《语言冲突视角下非洲三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一书中指出，尽管尼日利亚国民普遍具备多语言能力，但“母语”概念的模糊性和本土语言使用的局限性，使得对母语选择的操作并非想象中那样的简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研讨会中对母语给出如下定义：儿童入学前就已经熟练掌握的语言。那么，在非洲语境中的儿童可能同时拥有几门母语。
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战略与中非研究教授埃费姆·N·乌比（Efem N. Ubi）对于废除母语教育并无太多担忧，他对澎湃新闻说： “我们根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语言’”。
乌比的立场与其少数民族身份不无关系，他不懂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大多数人也听不懂他所属民族的语言。在此背景下，“英语已经成为我的母语，或者说，像母语一样的存在。”他认为，如果要强调国家身份，必须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语言，但不能因使用者人数而选择主体民族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对其他少数民族不公平。“可以是几种语言的混合，这样也许会在我们身上创造更强的‘尼日利亚认同感’”。
在尼日利亚独立之初，1961年下议院提议将豪萨语作为国语，但遭到埃多族族长的反对，称“强烈谴责那些将大族风俗习惯、语言甚至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弱小民族的行为……击败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再建立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尼日利亚皮钦语一度被认为是国语的最佳候选，它以英语为基础，融合了当地语言的元素，其使用者跨越了地域、民族、语言和宗教，成为通用语。英国广播公司还开设了专门的皮钦语网页。
BBC皮钦语频道
安乔拉和哈布都不说皮钦语，认为这影响本民族语言和标准英语的使用，而且皮钦语的使用者过去通常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虽然现在尼日利亚包括公务人员在内的数百万人使用皮钦语，仍有一部分精英群体视之为畸形的英语变体而敬而远之。
从民族走向世界的崎岖
尼日利亚人深知，国语的选择在这个西非国家何其敏感和复杂，民族属性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超越了社会范式。该国民族主义者、政治家奥巴费米-阿沃罗沃（Obafemi Awolowo）曾说：“尼日利亚只是一个地理表达式”，尼日利亚人的概念永远不同于英国人、威尔士人或法国人。
之所以这么说，要追溯到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形成，英国殖民政府从“分而为治”转向 “合而为治”，1914年将不同民族、宗教的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南尼日利亚保护地和拉各斯殖民地强行合并为单一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其独立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把诸多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等存在差异的族类整合到一起，这一进程面临一系列矛盾。
在乌比看来，语言政策受到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还有很多不利因素会削弱本土语言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地区安全问题，“很多人害怕留在北部，倾向于往南迁移”。
近期，尼日利亚发生了多起无人宣称负责的大规模绑架事件，在该国中北部的尼日尔州，帕皮里一所天主教学校11月24日逾300名师生遭遇绑架，数十名学生逃脱；西北部凯比州和西南部夸拉州分别发生了数十名穆斯林学生和基督教信徒被绑架事件。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11月26日宣布全国进入安全紧急状态。
2025年11月25日，尼日利亚帕皮里社区，警察和政府官员走过圣玛丽天主教中小学。22日，武装分子在该校绑架了多名儿童和教职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专家和分析人士表示，尼日利亚面临宗教动机的袭击以及其他暴力冲突，这源自社区和族裔的紧张关系，以及农民与牧民之间围绕土地和水资源的争端。作为两大主要宗教群体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曾成为激进伊斯兰武装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一直呼吁，需要真正负责任的政府，进行以民众为中心、以发展为导向的治理。”乌比说，“当一个国家形成了国家层面的认同感时，它就有成为伟大国家的可能，这种认同不仅仅依赖语言，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支撑。”
奥拉松卡米·阿罗沃洛（Olasunkanmi Arowolo）作为尼日利亚媒体行业研究者，也观察到西方主导的前沿科技在悄然影响该国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人工智能正悄悄地使尼日利亚新闻业倾向于美式英语，记者们往往无意中采用美国的拼写、标点和风格。”阿罗沃洛告诉澎湃新闻，依赖AI软件却缺乏语境把控的记者，可能会创作出与本地受众脱节的内容，进而侵蚀信任。
即使是英语，尼日利亚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节奏和表达方式，英式英语则是国家的官方标准，但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正受到威胁。阿罗沃洛在和一些本地媒体从业者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人们普遍缺乏意识，没有感到西方训练的AI模型如何影响本地的语言表述。加之，尼日利亚语言数字化系统发展缓慢，许多平台上输入本土语言很困难。
阿罗沃洛希望非洲社会可以在创建基于自身语言规范的AI模型方面进行投资，以此保护其文化身份，并参与塑造数字未来，而不仅仅是消费它。
据《自然》杂志7月报道，在AI时代，非洲有超过2000种语言被忽视。例如，ChatGPT只识别出10%到20%的豪萨语句子，而这是一种在尼日利亚有9400万人使用的语言。由于缺乏训练数据，这些语言在大型语言模型（LLMs）中代表性不足。但非洲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改变这种状况，致力于创建非洲语言数据。
目前，安乔拉和哈布都认识到AI模型边缘化了非洲语言，但是前者认为，融入全球化的教育是改变现状的最佳途径之一，后者认为尼日利亚人要通过强化本土语言教育让其走向世界。
乌比又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认为不论是本土语言还是英语都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如果放远眼光，汉语、法语、德语等外语在尼日利亚的存在感正在增加，理解不同语言是走向世界的前提。
在探索全球化优势与传承本土语言和文化需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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